勺有分寸
老家灶台墙上，长年垂挂着一把铁勺。年月久了，勺子上滴下来的水，在灶台上溅出淡淡的一片水印。 勺子是姨夫在镰刀厂亲手打制的，粗把长杆，勺子头沉实。经年累月被手掌攥着，勺柄上磨出油亮的色彩。小时候我总爱拿着筷子敲它，当当响，母亲看见，就抬手轻轻拍一拍我的手背，话并不重：“勺子是舀饭的，不是用来当锣敲的。”那时年纪小，只觉着这铁勺沉，握久了手心发酸，哪里比得上后来城里那种轻飘飘的不锈钢勺子顺手。 很多旧事，不会整段冒出来，大多是于相同场景一瞬间，零零碎碎浮上心头。 七十年代初，春上粮食紧张，好多家庭缸里存粮一天天往下落。傍晚，后院三大娘到家里来坐，支吾许久，对母亲说：“家里揭不开锅，想来借一点玉米面。”母亲盘算着缸底剩下的，也只够我们家人勉强撑几日。我躲在母亲身后，心里捏着一把汗，生怕她应下来。母亲弯腰掀开缸盖，低头掂量片刻，舀出多半碗面递过去。大娘道谢走后，我忍不住跟她嘟囔，自家粮食本就不够。 母亲没马上答话，蹲下身往灶里引柴火，木柴噼啪迸着火星。一边往锅里添水，一边慢慢跟我说，手里握着这把勺，不光顾着自家三餐，邻居有难处摆在眼前，能匀一口就别不舍。只是往外匀多少，心里要有底，不能把自家掏空。老话讲碗大勺子有准，便是这个意思。那天夜里，一锅稀粥薄得能照见人影，家人喝完，半夜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，人困睡着了，也就熬过去了。 七十年代末期冬季，村里安排大姐她们一起去临沂，学习玉米皮编织工艺。省下来几个白面馒头，放假带回了家中。做饭时上锅蒸透，麦香一下子飘满整个院子。家里每人分到半个，几口就吃完，围着灶台站着，眼睛都落在母亲手里剩下那一小块馒头上。谁料她掰下小小的一撮，递到蹲在旁边的小黑狗嘴边。 那时候，我心里很是不解。白面那么金贵，人都舍不得多吃，怎么分给家里小狗。这份疑惑搁了好多年，后来自己过日子久了才慢慢想通：她不是吃不下，只是借着这一点吃食，悄悄教我们，世上不只有人要活命，身边的生灵，也要活下去。 八十年代初，市场放开了。农闲时，母亲也学着做点小生意。乡里集上买点土特产，再由父亲拿到矿区卖，赚点差价补贴家用。矿上工人余下的饭票，会拿来换点土特产。父亲隔几天就用饭票到矿食堂买几个白面馒头带回家，母亲总是让我们分给爷爷奶奶和邻居们。 后来我外出读书，落脚城里，父母筹钱在市郊给我买了一处旧宅。她偶尔过来小住几天，总是惦记着家里两处房子，父亲看一处，另一处晚上没人照看。她用不惯新式勺子，说别的勺子太轻，沉不到锅底，捞不起沉在底下的米。平日里吃饭，依旧先把一家人的碗盛满，最后才盛她自己那一份。孩子挑食剩饭，她舍不得倒掉，端起来就吃。我劝她别吃剩菜伤身子，她慢悠悠回道：“粮食从地里种出来，多少人力汗水洒在里面，吃了不疼丢了疼。” 母亲生病那年，我把全家人接到城里。母亲住不惯，总说要回乡下，说记挂着老宅的旧东西，念叨着乡里邻居。有时嘴里偶尔念叨，那把铁勺别弄丢了，过日子心里要有数。旁人都以为她想吃一口家乡饭菜，我晓得，她惦念的还是这份持家的分寸。她没读过多少书，不会讲成套的大道理，一辈子待人处事的轻重，全都藏在一次次盛饭分粮里头。 如今那把铁勺，我带到城里收在书橱里，平日很少拿出来。偶尔翻找书籍时，才取出来端详一番。勺身粘上了一层锈痕，握在手里依旧沉。我试着用布擦一遍，勺把上的光亮还在，只是物在人已远去。 每次握着这把铁勺，不用刻意回想，当年灶前那些光景自然而然浮上来。 居家过日子，手里有分寸，心也就稳了。 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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